据最高法知识产权庭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如此重视调解工作,有3方面原因:最高法司法政策、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强调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知识产权案件大量增加,该庭这几年来承办案件数量增长了三四倍,适合调解的案件多了,调解的余地大了；知识产权案件的自身特点,即多数为侵权案件,且争议关系企业生死存亡,加强调解工作,可使双方尽快和解息诉,实现共赢。
该负责人说,强化调解工作,并非为调解而调解,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最高法知识产权庭区分案件的实际情况,如果依法不能调解、不宜调解或以判决方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案件,会及时判决；如果案件适合调解,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法庭将竭尽全力调解,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成功案例
再久的积怨也能平息,再多的纠纷也能“打包”处理；双方法律背景差异再大也能握手言和,竞争关系再激烈也能变成合作伙伴……
双方当事人曾为师徒,徒弟学成后另起炉灶,与师傅的公司形成了竞争关系。期间因为各种误会,双方关系越搞越僵。师傅一怒之下起诉徒弟侵犯著作权,一审法院判徒弟赔偿300多万元。徒弟不服上诉至最高法。
面对这起看似已结下“梁子”的案件,王艳芳却果断决定:调解。在得到双方同意后,她把他们聚到一起,让他们尽情倾诉双方的恩怨。
当师傅说到自己不但传授技艺,还帮着给徒弟介绍对象,操办其孩子的满月酒；当徒弟说到原本很尊敬师傅,逢年过节都要去拜访时,王艳芳抓住机会,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多么难能可贵。同时,将案件的法律关系阐释清楚。
经过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90万元的调解协议。签完字,双方对望了一下,眼睛都湿润了,接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很庆幸,没有简单写个判决书了事,否则,法律上了结了,双方的情谊却没了,不管对两家企业还是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好。”王艳芳说。
“老外”竖起大拇指
在2010年最高法知识产权庭调撤的24起案件中,这起涉外专利侵权案尤为不同——官司打了8年,经调解后法院下达的准予撤诉民事裁定书长达19页。
事起2003年9月,法国拜尔农科股份公司发现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出口了6公斤氟虫腈(学名“N-苯基吡唑衍生物杀虫剂”)原药。拜尔公司诉称,自己为该生物杀虫剂的专利权人,要求华星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2000万元。华星公司则辩称,其生产的氟虫腈化合物,不属于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一审、二审败诉后,拜尔公司向最高法申请再审。
审理本案的最高法知识产权庭法官朱理清楚地记得,听证时,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合议庭敏锐地发现:拜尔公司对能获得多少赔偿并不是很在意,而更注重最高法对本案法律问题的阐释和澄清。华星公司则不希望败诉影响股市。
掌握诉讼预期后,合议庭决定进行调解。
“一开始,拜尔公司及其来自德国的法律顾问不太理解何为调解,还有些抵触。”朱理说,我们向他们解释,在中国法院,主持调解和进行审判都是同一个法官。如调解不成,调解中表达的任何意愿,对判决都不会产生影响。
为消除拜尔公司顾虑,合议庭还承诺,以创新法律文书的形式,在民事裁定书中将其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全面阐释。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解,双方最终和解。签协议那天,拜尔公司德国法律顾问对朱理竖起了大拇指,连声说:“中国法官的调解工作做得好!”
